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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軍文關係的回歸或倒退 -- 2018 台灣戰略學會研討會發表

(發表人 --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 -- 沈明室博士)
(張貼人 -- 詹祥威)

 

壹、前言

 

自習近平掌權以來,即使習近平本身具備若干與軍隊的淵源,預備接班過程中,並不被看好成為中共領導人。特別是前任領導人胡錦濤在軍隊大權掌握受到江澤民的制約,大權旁落,兩位副主席郭伯雄及徐才厚掌握人事預算大權,擔任副主席的習近平曾親身體驗。1 因此,習近平就任後能否掌握軍事大權,一直受到外界的關注。尤其對一位非軍隊出身背景的人而言,能否透過黨的機制,掌控軍隊大權,更成為研究中共黨軍關係或是軍文關係的重點議題。其主要原因除了上述議題已經成為研究中共政治發展的不可或缺議題之外,習近平在掌權之後,權力是否穩固,對黨內及軍隊反貪行動是否引起軍隊反撲,危及習近平的地位,也常常引起討論。2

 

事實上,在習近平剛接任中央軍委主席時,在其個人簡介中,特別說明曾經擔任過國防部長耿飆的秘書,也提到擔任福州市委書記及浙江省委書記時兼任人民高砲預備役獅及省軍區的職務。3 顯示習近平雖以文人姿態接任中央軍委主席,但並非毫無淵源,也曾經有部隊經驗。相對於前兩任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科技官僚背景,習近平過去參與軍隊事務以及太子黨的背景,會比江湖兩人更能掌握軍隊脈絡與運作的經驗與歷史。

 

因此當西方學者認為中共軍文關係呈現共生模式時,似乎強調中共傳統黨軍關係其實已經轉型成為軍文關係,毛澤東時期因為極權統治所呈現對軍隊以個人見證威望及軍隊經歷所建構的強力統治方式,已經成為中共領導人與軍隊之間的共生合作模式。然而當習近平採取重回毛澤東領導模式之際,中共的軍文關係是否會從江、胡時期的共生模式,回歸到毛澤東時期極權統治的黨軍關係,成為本文研究關注重點。因此,本文先比較黨軍關係與軍文關係的差異,檢視歷次領導人所建構的黨軍關係,尋求建立分析架構,並探討習近平時期的軍文關係是否已經倒退至毛澤東時期的黨軍關係。

 

貳、軍文關係或黨軍關係

 

早期研究黨軍關係的學者,研究對象主要偏重在前蘇聯與中共兩個共黨政權,其中又以對蘇聯黨軍關係的研究,最深入也最具有理論意涵。4 基本上,研究蘇聯黨軍關係的學者,也會運用其研究成果,探討同樣共黨統治的中共。然而在1970年代以前,以文武關係的概念探討西方以及第三世界國家軍隊與政府、政黨及地方關係的學者,並未將中共列為文武關係的研究案例,因為他們認為中共黨軍關係模式獨特,而不適用於任何文武關係或黨軍關係的類型。5 有些學者對中共黨軍關係的研究比較傾向歷史性的分析,並未歸納或建立一種如蘇聯黨軍關係研究的概念性模型,對於中共1949年以前的黨軍關係,他們認為黨軍之間並沒有衝突,因為黨和軍有共同的目標就是要推翻國民政府,大部份黨的領導者同時也兼具軍事領導者的身分,而且戰爭經驗豐富,擁有極高的戰略素養。6

 

例如有些學者認為1954年到1965年的中共黨軍關係,比較強調黨軍關係的衝突面,而非黨與軍隊的合作,黨具備控制軍隊的優勢。有學者假定中共在確保軍隊有能力擔負現代化防衛任務,與確保這支軍隊保持其革命的特質,與接受黨的政治控制需要之間,仍存在著重大的、無法解決的衝突。這種衝突基本上是革命化與專業化之間的衝突,也可以說是指揮與控制的衝突。這樣的衝突也影響共軍在1950年代軍事現代化的成果,但是在毛澤東以其領導人權威的運作下,共軍又獨尊革命化,主張學習蘇聯軍事現代化的將領,或被罷黜,或辭去重要職務。在強調革命化的情況下,共軍介入政治達到高峰。7

 

文化大革命期間,軍隊在政治上或社會上所擔任的角色備受研究黨軍關係學者的重視,研究的主題有共軍干政的原因、過程及影響;共軍轉變中的權力、政治角色、取向與政治地位;軍事領導者對諸如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和黨委會等這類重要的黨委會的參與程度。

在1970年代以後,許多研究文武關係的學者開始用其研究所得的概念架構,探討中共的個案。例如杭廷頓原本用於觀察1930年代蘇聯黨軍關係的「主觀文人統制模式」,亦被威奇(Claude Welch)與史密斯(Arthur Smith)用來觀察中共文革以後的黨軍關係,並認為「軍事機構在這些系統中缺乏自主性。這可能由於文人當局不承認軍隊存在獨立活動的範圍,並且因此力圖使軍人的價值和利益從屬於整體社會的價值和利益。文革之後的情況就是如此。」8

 

中共在改革開放之後的文武關係,畢克福特(Thomas J. Bickford)將其歸納為兩個基本途徑:派系模式(factional model)與專業化模式(professionalization model )。派系模式主要強調共軍存在私人和派系網絡的關係,並假定私人網絡的高度政治化決定了個人的起伏、政策制定和黨軍互動。派系分析對於低度制度化和高度政治不確定時期的文武關係較有價值,但用以分析鄧小平一手主導的改革開放的現代化時期,則有所不足。9

 

持專業主義看法者運用杭廷頓文人統制和軍事專業主義的理論,一方面,從軍人專門知識和技術、社會責任感和團體意識三項特徵來描述共軍軍隊專業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從主觀或客觀的文人統治去分析文人或黨對軍隊的控制。但是由於中共政治體制的特殊性,所以中共軍隊不可能達到政治中立與完全自主,因為如此將違反軍隊服從黨的領導與對黨效忠的原則。因此詹克斯(Harlan W. Jencks)就認為共軍的專業化並非去政治化,而是趨向政治緘默(political quiescence),意味著專業軍官是在接受那些從政治灌輸而強化文人統制的原則下,去追求脫離政治並專注於軍隊事務。10 他認為,當中共軍隊越現代化時,就越朝向專業化發展,並且會尋求制度上較大的自主性和較少的政治活動力,但不會達到與黨分離的地步。如果是胡錦濤時期,的確朝這方面發展,但是在習近平時期,不僅強化軍隊訓練,也更深化對軍隊掌控,難以稱為趨向專業化。

受到天安門事件的影響,1989年以後的中共黨軍關係,集中在軍隊的角色以及黨軍高層的互動上。有學者認為共軍的專業化逐漸降低了派系意識,軍隊並沒有如預期的發生如文革期間的派系分裂。11 共軍內部雖有部份不滿或是不願意介入,但就整體而言,最終仍會服從上級命令而行動,顯示出軍人服從文人領導的專業化軍隊的特性。12 雖然軍隊專業化的特質日益突顯,派系現象仍然是存在的。如趙紫陽的下台以及楊家將勢力的興衰,都可以看到派系衝突的痕跡。但是也有學者認為上述軍隊的服從並非軍隊專業主義的屬性,而是共軍本來一向扮演著黨的捍衛者的工具性角色。13

 

美國學者史溫(Michael Swaine)非常強調派系模式在天安門事件後黨軍關係的觀察,認為因為缺乏決定領導階層繼承的制度化結構,以及充斥著對社會與經濟不滿的國內環境,以及老幹部與專業年輕世代互信的不足,黨的領導者只能依靠軍中的支持網絡來鞏固其地位,反過來說,軍人則只能依靠與文人的關係來影響決策,尤其在危機時期,雙方都依賴彼此的親信關係時,這些因素顯得更為重要。14

 

鄧小平死後,江澤民因為軍隊的忠誠而使地位更加穩固,似乎顯示派系並未影響到權力繼承的問題,雖然有一些所謂上海幫或山東幫的軍隊派系被提起,證明私人關係與派系仍然存在,但在對黨的忠誠的情況下,軍隊仍然扮演「保駕護航」的角色;也印證共軍仍無法以足夠的制度化來終止私人化的關係政治。15 毛文杰(James C. Mulvenon)對於後鄧時期共軍的走向持不同的看法,他認為中共現在的文武關係基本上是文武領導之間,就政策和資源分配議題激烈的討價還價所形成的權力平衡,他認為中共的文武關係已從共生走向專業主義。16 俞劍鴻以其特有的辨證二元結構去預測中共的黨軍關係。因為從辨證的觀點來說,中共自建黨之後,就慣於玩弄辨證手段與政治,或是統合運用二元性的做法,使黨軍之間既無對立也無矛盾存在。17

 

總結而言,許多學者所提出的用以解釋中共黨軍關係的的模式和途徑,並不能完整的敘述中共黨軍關係的複雜性。主要原因是中共黨軍關係存在著矛盾的特徵。更進一步來說,共軍受到黨的控制,但其軍官團已經具備有基本的專業主義的特徵,導致軍與黨之間衝突的持續。政、軍領導階層在高層權力結構中,一直存在共生關係的網絡裡,在其底層結構中,由於武裝力量的現代化和專業化,已產生一種功能性的分離。

共軍雖受到派系主義的影響,但是他的整體結構的指揮與管制系統仍然完整。而且共軍雖具有專業軍隊的部份特徵,但由於受到環境與中共政權特殊性的影響,共軍仍然是一支黨軍,但也不是黨附庸或配角,軍隊的專業主義促使他們對於與軍隊團體或個人利益相左的黨政策,產生質疑,甚至有抗拒的情形發生。18 這在習近平整隊軍隊過程中也可以看出,雖然軍隊反貪有其合法性與正義性,但因為涉入派系整頓,軍隊消極抵制情況也所在多有。19

 

從中共黨軍關係來看,重要關鍵在於黨內領導人的權威及政治手段。一位德高望重具備軍隊資歷的老將軍,如葉劍英,可以憑藉隊軍隊的掌握,以擁護黨中央化國鋒為名打擊四人幫勢力;但也可以對華國鋒施壓,使其接受對鄧小平的人事布局,並逐步釋放出權力。如果以黨軍關係來說,葉劍英如果是代表軍隊,就不應該對黨主席施壓,形成軍指揮黨的局面。

中共的黨軍關係,原則上是黨指揮槍,這個黨某些時候是以黨主席或黨總書記為代表,強調對黨領導人的服從。如果黨內有權力挑戰者,必須要有軍隊為後盾,但不會如第三世界國家一樣,由軍隊政變並取代成為政治領袖。而是在黨內,如黨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透過黨內派系鬥爭,以黨的機制透過軍隊取得權力,本質上是槍指揮黨,但是仍在黨的架構之下。所以黨管一切,或黨指揮槍的原則並未改變。這樣的情況如果以軍文關係的概念分析,可能會陷入黨內官僚指揮是否代表文人控制軍隊,中共軍隊是否走上專業化20 的傾向等疑問。

 

參、中共歷任領導人的黨軍關係模式

 

雖然上述各國學者有關黨軍關係或文武關係的理論都是針對某個時期黨軍的互動的觀察所得到的結論,但未必能夠形成通則,適用於預測中共未來黨軍關係的觀察。中共權力繼承方式,在江澤民及胡錦濤時期因為早已指定隔代接班,並沒有形成你死我活的權力鬥爭,也仍未形成為眾人所接受的權力繼承規則。習近平接班的妥協與權力競爭者的覬覦,才使習近平一邊透過貪腐掃蕩周永康、薄熙來等政治對手,也藉反貪整頓軍隊,斷絕政治對手培養軍隊勢力的反撲。本文從中共歷次權力鬥爭模式觀察黨與軍隊互動,觀察軍隊對黨內鬥爭的影響力。

一、毛澤東模式:絕對軍隊權威下的控制

在毛澤東時期,因為在遵義會議後定於一尊,留俄派勢力被打壓,並經過延安整風或歷次整肅,有效打壓黨內的挑戰者。尤其是經歷三大戰役,毛澤東在軍委的領導使中共建政後,毛澤東聲望更為提升,幾乎無人可以挑戰。即使因為三面紅旗運動,造成農村大饑荒,使得毛澤東被迫辭去國家主席職務,但因為仍然掌握黨主席與中央軍委主席職務,可以利用文化大革命鬥爭彭德懷、劉少奇、鄧小平等人,並且自信可以帶著軍隊重回井岡山打游擊,反制黨政官僚體系。所以毛澤東也自信有效掌握軍隊,並成為黨內鬥爭的主要後盾。因此就毛澤東而言,他身為黨主席但透過個人威望領導軍隊,黨指揮槍不是問題。即使如彭德懷或其他十大元帥質疑毛澤東的政策,對在集中黨權與軍權於一身的毛澤東而言,並未發生重大影響。在一些學者相關研究模式都無法有效解釋情況下,遂以毛統治(Mao-in-command)或鄧統治模式來解釋。21

 

二、華國鋒模式:缺乏軍隊權威的失敗案例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死亡之後,中共第一次面臨接班人的問題。毛澤東曾公開提及劉少奇為其接班人,22 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以路線鬥爭的方式整肅劉少奇。毛澤東也曾任命林彪為接班人,並明文訂在黨章之上,但始終不能完全信任,另立預備人選江青,提高江青的地位。「林彪事件」23 之後,毛澤東積極物色可資信賴的地方幹部進京擔任重要職務,如年輕工人王洪文成為黨的副主席。在湖南施政表現不錯的華國鋒,擔任公安部長後成為國務院副總理。在周恩來去世之後,被毛澤東提名為代總理。鄧小平則接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職務,實際掌握軍權。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為了爭奪毛澤東死後的權位,除了批鄧,迫使鄧小平下臺之外,也以華國鋒為鬥爭目標。

華國鋒身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及國務院總理的職務,在毛澤東死後的權力鬥爭當中,曾獲毛澤東「你辦事,我放心」的保證,24 因為人單勢孤,在面臨四人幫強大的威脅下,很自然與四人幫對手的老軍頭合作。這些老軍頭以葉劍英為首,並獲得聶榮珍、李先念及汪東興等支持。軍隊老幹部原本與四人幫就有宿怨,尤其對文化大革命鬥爭中共的老幹部(大都有軍人資歷),以及慫恿紅衛兵衝擊各軍事機關等事件,導致造成社會秩序的動亂極端不滿,早就想除之而後快。25 但一方面顧忌毛澤東,另一方面也沒有合法方式與藉口,承擔不起軍隊叛黨的罪名,也怕違背「黨指揮槍」的傳統,因此老軍頭與華國鋒的結合,可以用支持毛主席的接班人作為合理化的藉口,也可免除由軍隊發動政變奪權的惡名。

因為獲得老軍頭與軍隊的支持,華國鋒順利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與國務院總理三項職務,可以看出軍隊在此過程的影響力。軍隊有能力單獨發動政變,卻扮演國王擁立者的角色。在毛澤東去世之後,軍隊失去最高權威的制約,軍隊表面臣服於黨的領導之下,但是隨時可以介入政治發揮影響力,派系鬥爭越激烈,軍隊影響力就越關鍵。26

 

三、鄧小平模式:棉裡藏針掌握軍隊

 

在取得權力後,27 華國鋒深知軍隊影響力重要性,亟欲掌握軍隊,但軍隊牢牢掌握在老軍頭手中,華國鋒無魄力與能力使老軍頭讓出軍權,只能依賴老軍頭的支持。華國鋒既無共同戰爭體驗,又無法掌控人事與財政等資源資攏絡軍隊的情況下,只好以「毛主席的好學生」的繼承者身分,28 鼓吹毛澤東思想和高舉毛的建軍路線,爭取老軍頭與軍隊的支持。雖然掌握軍隊可以穩定並維持國家安全與秩序,但若軍頭只是虛應故事,或在政策上出現致命的弱點,軍隊的支持隨時就會轉變。

 

毛澤東死後,鄧小平再度復出,恢復擔任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共軍總參謀長的職務,但在黨內實力不足情況下,鄧小平並沒有採取全面整頓軍隊的措施。但藉由處理中央軍委日常事務及總參謀長職務之便,一方面掃清軍中靠文革起家幹部,一方面重用文革曾遭迫害,但恢復職務的老幹部,並安插自己的親信,擴展本身的勢力。當時的十一個大軍區中,就有七個支持鄧小平,僅三個支持華國鋒,一個保持中立。29 鄧小平藉軍隊人事上的漸進整頓措施,逐漸擴展自己的實力,使得華國鋒雖為名義上的為中央軍委主席,但在五位副主席均為老軍頭的情況下,30 充其量只能當橡皮圖章,權力遭到架空。而在老軍頭年老日衰的情況下,鄧小平自然穩穩的掌握軍權。

 

鄧小平利用華國鋒死守毛教條的弱點,藉由打擊文革遺害,恢復老幹部工作、平反冤錯假案等作為,凸顯華國鋒不敢違逆毛澤東指示的猶豫,而盡失民心,使華國鋒有意無意之間受到傷害。31 透過對毛澤東思想的貶抑,造成人們對毛澤東思想的懷疑,導致對華國鋒政權合法性的質疑,侵蝕其統治的基礎。鄧小平遂能以軍權掌握,與貶抑毛澤東思想贏得了黨政軍大權。在權力繼承的鬥爭中,如果最高權威者未事先指定繼承者,在領導人過世之後,將引起激烈的權力鬥爭,使軍隊角色重要性大幅提高。

 

四、江澤民模式:臨危授命拉攏軍隊

 

因為胡耀邦、趙紫陽接班的失敗,使得鄧小平權力交班計劃受到挫折,加上鄧小平年歲已高,對權力繼承形成急迫感,連帶產生妥協性。鄧小平接受陳雲等人的建議,推出江澤民擔任總書記,因為有保守派的支持,大大降低來自保守派的壓力。除此之外,在考量可以持續改革開放又為保守派接受的情況下,鄧小平選擇江澤民不但可以平衡保守派與改革派之間的勢力,又可以因為直接從地方提調至中央掌握大權,破格任用之恩,使江澤民易於控制與駕馭。32 也因為如此,為防杜來自不同勢力的反對,也需要來自鄧小平與軍隊的支持。

 

鄧小平在江澤民接任總書記之後五個月將中央軍委主席交給江澤民,完全是鑒於國家大局和社會局勢安定的理由。鄧小平仍將軍權交給毫無治軍經驗的江澤民,並親自為江澤民背書,奠定江澤民接班的基礎。33 在接班之初,江澤民以兩階段的方式鞏固自己的領導地位;第一階段先拉攏軍隊的勢力,第二階段重點在於積極建立軍中勢力,增加國防預算,提高部隊待遇,鼓吹「黨指揮槍」傳統等。34 由於江澤民曾向鄧小平訴苦,感嘆自己從未自己掌握住軍權,為了樹立江澤民在軍隊的權威,鄧小平遂任命劉華清與張震任中央軍委副主席,輔助江澤民。35

 

在楊家將在軍中的勢力遭到剷除後,加上十四大之後的軍文分立,獲得軍頭張震及劉華清的輔助,使得江澤民在軍隊事務具有較大自主權,更積極培養軍隊實力。36 中共軍隊受到歷史的傳承和組織結構的影響,在中共歷次權力繼承當中扮演關鍵的角色。由於中共權力繼承僅靠脆弱的黨章,根本無法規範強人欽點意志,與準接班人之間的權力競逐。在沒有最高權威者支持下,任何欲競逐最高權力者,都必須獲得軍隊的支持,才有可能獲勝,這也就是「槍桿子出政權」意義的最佳體現。

 

五、胡錦濤模式:權力遭架空的軍委主席

 

雖然胡錦濤是鄧小平隔代欽定的接班人,並未形成「胡核心」,而是一種「胡、溫、曾」的集體領導體制。由於胡錦濤與曾慶紅存在權力競爭關係,37 在未明朗化前,軍隊的支持成為重要的關鍵。江澤民依循鄧小平培養接班人的模式,事先卸去黨內職務、行政職務,最後只保留軍委主席的職務。江澤民在1998年5月曾極力推薦胡錦濤進入中央軍委,並擔任軍委副主席,如同當年鄧小平推薦他一樣,無奈他沒有鄧小平在軍隊一言九鼎的地位,因此在軍隊內部遭遇極大的阻力。

 

軍隊的阻力主要有兩個,一個是現任兩位軍委副主席張萬年與遲浩田的堅決反對,其所持的理由是胡錦濤難以服眾;其次是中級軍官的反對。時下中層軍官多半是學院派,對西方軍隊體制情有獨鍾,主張軍隊應該專業化與國家化,認為「黨指揮槍」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一直到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之後,胡錦濤才能順利的接任軍委副主席,開始接觸軍委的事務。38

 

與江澤民一樣,胡錦濤也是毫無軍事背景而出任軍委副主席。雖然胡並非軍人出身,但曾兼任過軍隊的職務,例如他在1985年期間,曾任貴州省委書記,並兼任貴州省軍區第一政委;在1988年擔任西藏黨委書記期間,也曾擔任西藏軍區黨委第一政委,並負責弭平1988年的西藏暴亂。這樣的兼職工作雖然是中共地方領導的慣例,但是省軍區並未掌握常備或快反部隊,只有一些預備役的部隊,未實際掌有兵權。正因為胡錦濤與共軍各派系勢力沒有太大的關聯,因此不致陷入軍方各種派系鬥爭之中,才更有利於對軍隊實際的領導。

 

在軍中將領多為江澤民所提拔的情況下,若江澤民緊抓軍委主席不放,胡錦濤很難有適當管道建立與強化與軍隊的關係,只能跟在江澤民後面「見學」。39 軍隊也明白表態堅決聽從黨中央江主席的指揮。40 從軍隊的表態可看出,仍是以江澤民為主要服從的對象。在胡錦濤尚未完全掌握軍權之前,權力接班仍未完成,胡錦濤只能算半接班而已。41

 

由於共軍具有長期而強烈的忠於黨領導階層的傳統,使得江澤民可以藉由黨職務而非個人的威權與特質來指揮軍隊,使江澤民能夠牢牢抓住軍權,也奠定其在權力鬥爭勝利的基礎。掌握軍權的過程,就是先掌握黨職,再陸續掌握政府及軍隊的職務,所以軍隊的最高職務中央軍委主席才是最高權威的象徵,因為黨的中央軍委也是黨內的職務,即使不是政治局常委,只要擔任中央軍委主席,仍然屬於黨內的職務,仍是「黨指揮槍」。

 

肆、習近平以反貪及強軍併進掌握軍權

 

根據過去權力繼承與黨軍關係的經驗,接任者通常會先接任軍委副主席,然後在前任者兩任到期之後,先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同時接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或隔兩年接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一職。同時在隔年三月兩會期間,接任國家中央軍委主席一職。但在特殊情況下,時間也不固定。如習近平因為接班迫切,不想讓習近平擔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擔任國家中央軍委主席的交錯期太長,所以史無前例的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而非全國人大全體會議同意習近平擔任國家中央軍委主席。但國家主席仍然到隔年三月才由習近平接任。42

 

在過去黨管一切傳統下,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體制,軍隊與政府之間的連結透過黨職相互滲透、黨的機構或委員會分工來整合。在中央方面,因為黨總書記兼任黨與政的中央軍委主席,雖然以總書記名義取得權力,但是指揮與領導軍隊卻是以中央軍委主席的名義。胡錦濤時期因為江澤民戀棧權力,並安排徐才厚與郭伯雄兩人擔任軍委副主席,並未取得指揮軍隊的實權。習近平也延遲一年後才接任象徵準備接班的軍委第一副主席的職務。

 

除了反貪之外,習近平透過軍改的各項措施,稀釋兩位軍委副主席及四總部的權力,將人事、預算、作戰等重要權力掌握在軍委主席手中,基本上軍隊仍聽從黨的領導,但係建立在黨中央軍委主席的指揮架構之下,所以當黨總書記或未來黨主席仍兼軍委主席情況下,若無其他常委制約軍隊指揮權,黨指揮槍不會有重大改變。綜言之,習近平打虎,是有分寸的,一半真正反貪,一半打擊異己,準備19大權力接班。43

 

前述曾提及習近平因為是太子黨,又具備一些軍隊經歷,所以在軍隊事務的熟悉遠超過胡錦濤。另外因為江澤民長期掌握軍隊大權,即使卸任仍在中央軍委設置辦公室,因此胡錦濤卸任時,以裸退方式迫使江澤民撤回在中央軍委的辦公室,以排除習近平在軍權掌握上的阻礙。44 接著習近平先隔絕江澤民隊軍隊的掌控,不僅讓長期掌握軍隊的兩位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下台,甚至追究貪腐罪責,直到審判完畢,徐才厚病死,郭伯雄判無期徒刑後,開始順藤摸瓜,逐步的清洗江澤民時期所提攜的將領。十八大後五年多來,中共軍隊反腐的速度、力度和廣度,完全超乎局外人想像。據統計反腐至2018年已經拔除2名上將副主席、8名上將、160名中將少將和18,000名校級軍官落馬。45

 

就如同其他領導人出掌權一樣,除了強調「黨指揮強」外,也不斷重申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誰是黨的總書記,誰就代表黨。王岐山在2017年全國兩會的工作報告講話說出,「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46 已經明白指出中共繼續黨管一切的原則,堅持而且是黨核心治國。既然仍以黨為主,過去黨指揮槍的傳統,或者軍隊中設置黨部及書記,透過政治工作控制軍隊,基本上不會有重大變化。但隨著政治體制改革,以及軍改的發展與變化,對於原來軍隊職能分工與黨軍關係運作,也有一定的影響。

 

中共原本規劃國家領導體制可能成為黨主席、軍委主席、國家主席合一制,在黨指揮槍架構下,軍隊由原來的總書記兼軍委主席領導,改變為黨主席兼中央軍委主席指揮,名義上不同,實質運作仍與過去一樣。但是問題仍在於兩位黨主席是否能夠指揮軍隊,在習近平兼任十餘項小組或是主任委員的領導工作下,不同體系的副主席分工如何確立,軍隊黨部與地方黨部交叉派職,以及軍地關係的變化,構成中共黨軍關係如何運作的重要課題。

 

另外,從習近平的軍事改革內涵來看,他將過去處於象徵性領導地位的中央軍委實權化,讓實質掌握中央軍委日常事務的軍委副主席成為幕僚長,四總部國去的權力分散到十五個幕僚機構,由中央軍委主席掌握大權,實際指揮中共所有軍隊。47 另外將海警納入武警部隊,武警部隊也納入中央軍委指揮,48 有效降低軍事政變的風險。

 

這也是習近平所強調的軍委主席負責制,2014年6月30日,徐才厚被官方公布落馬。過了4個月,在2014年10月30日,中共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鎮召開。習近平在31日出席會議並講話,點名徐才厚,要求「深刻反思教訓,徹底肅清影響」。這次會議也被外界稱為「新古田會議」,會議突出強調「軍委主席負責制」。當年11月2日,軍委副主席范長龍在古田會議上力挺習近平,並要求軍隊維護「軍委主席負責制」。11月4日,中共另一名軍委副主席許其亮在官媒上刊文,多次提到「習主席」、「軍委主席負責制」,還特別提到徐才厚、谷俊山案的影響。2015年1月中旬,四總部開會集體支持「軍委主席負責制」,此後七大軍區再對反腐表態。49 這些表態都希望集中軍委主席權力,不受江澤民勢力影響。

 

習近平藉由制度改變進行人事更替或是集中權力,仍在塑造與強化黨指揮槍,此種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目的一樣,與過去領導人軍隊掌控的運作模式或有差異,但其企圖成為核心或集中權力的意圖並未改變。

 

伍、軍文關係表面回歸卻實質倒退的軍隊改革

 

中共過去傳統決策方式,都是在政治局常委會中針對重大事務討論及決策,並且依需要召開政治局會議。然後各常委及政治局委員再回到各體系召開呼應與執行政治局決議的各項工作。總書記兼中央軍委主席則召開中央軍委會議,召集軍隊主要決策者針對國家安全、國防、軍事與政治召開會議。在中央軍委改革成為十五個辦事機構之後,中央軍委的戰略規劃及各種決策準備工作更完整,並且讓軍委主席可以掌握更多訊息,管控軍隊工作。

 

國務院總理或是全國人大委員長,因為不是軍委成員,仍然不能參與軍隊決策。但是國務院也負責國防動員及人民防空工作,則是透過國防部,以及地方政府人武部門、省軍區的互動,執行地方國防動員工作。透過上述運作,軍隊仍然聽黨指揮,主要還是透過中央軍委的運作。中共黨的領導人透過黨的權力獲得模式成為總書記或是國家主席,然後兼任中央軍委主席後得到政治局常委會內唯一指揮軍隊的權力。雖然軍隊內同樣須執行有關的宣傳、統戰、動員、政法與監察的工作,但是軍隊指揮不受這些單位統轄,軍隊本身也有類似政法、紀檢、宣傳等的單位與體制,只能對軍隊進行上述工作的管制與協調。

 

在地方方面,由於省級機構戎裝常委制度的取消,使得過去省級地方政府交叉派職,促進軍地整合的傳統可能會受到影響。過去省委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委,省軍區司令及政委也擔任省委委員的職務,所以不論是在省委的會議或是省軍區的會議,都會有軍隊與地方的人員參與,對於地方推行政務、黨務與國防事務的整合都有很大的幫助,但也會造成軍隊戰區、軍區的官員與地方黨政官員結為團夥,或是自成勢力成為派系壟斷,或是排擠他人的現象。

 

習近平取消戎裝常委制度,以及將28省軍區納入中央軍委國防動員管理部指揮,就是希望消除類似現象。50 分立與隔絕地方黨政軍固然有助防堵地方派系勢力形成,但是以黨整合軍隊與政府的作用就會降低。黨政軍是分立的。權力的鬥爭或取得仍然須由黨內既有機制獲得,所以黨指揮槍的傳統不變,軍隊因為掌握在黨主席身上,也有助其權力穩固,軍隊仍扮演國家長城的角色。

 

因為中共統治與集中權力的需求,政治體制改革不會觸及軍隊國家化,也不會走向軍隊非黨化,反而更強化黨對軍隊控制。這使得習近平必須透過人事甄拔與更替、軍隊政治工作與意識形態強化、強化中央軍委職權,牢牢掌握軍隊。但越是如此,軍隊受到黨內權力鬥爭的影響及波動會更大,反而影響中共政權的穩定性。或者覬覦權力者,就會爭奪軍隊控制權,使軍隊陷入政爭的紛擾。如果中共了解此種問題的關鍵性,就應該避免軍隊介入黨或政治事務,即使軍隊國家化不能一蹴可及,至少在黨內民主的前提下,軍隊在黨務的中立性可以先達成。

 

問題是,因為中共領導人權力獲得並未建構一個可以服眾且人民認同的制度,而是在隱晦權力鬥爭下的結果。只要權力鬥爭的情況存在,軍隊影響力就會是各派系爭取對象。在黨國一體的架構下,軍隊不會推翻黨領導人取而代之,但會配合特定政治領導者,塑造軍隊支持的強勢,以嚇阻其他政治競爭者。為了軍隊及個人利益,中共軍隊仍樂於扮演此種角色。

 

中共曾經思考要如俄羅斯一樣改為總統制,而且只是限於國家主席的稱謂改變,仍維持現行黨領導體制運作,其實差別不大。但如果隨同總統制實行,連帶進行總統與全國人大、總統與國務院、總統與軍隊關係與運作的變革,整個領導體制運作必須重新調整。更重要的,習近平想要效法俄羅斯,以擔任總統的方式延長任期及權力,必須要增加其權力取得合法性的問題。51

 

以黨主席兼任總統,若掌握實權,首須面對權力合法性的問題,若僅僅如國家主席一樣是虛職,或可解決延長習近平任期的問題,對於制度延續與國家權力結構的運作調整與改革,並無太大助益。但因為總統制牽涉到修改憲法的問題,短期內無法達成。最後習近平選擇以國家主席任期取消的方式,希望能夠繼續擔任國家主席,以國家主席身分主導中央軍委的軍事改革,達成強軍的目的。

 

但如果習近平將總書記職務於2022年交出,不可能繼續延任習事上職務的國家主席,必然也會續任中央軍委主席,並掌握軍隊大權。如果黨總書記象徵黨,中央軍委主席象徵軍隊,則又回到軍指揮黨的格局。過去胡錦濤深受江澤民以軍委主席架空總書記之苦,甚至還在張萬年等人促擁下,續任中央軍委主席,52 過去習近平所質疑的,可能為了鞏固權力,也必須走上這條路。所以黨指揮槍不是重要的原則,如何鞏固領導人掌控軍隊的權力,才是首要考量的。

 

陸、結語

 

中共軍隊有能力發動政變並不代表就可以自立為王,由軍人擔任最高黨政職務,反而只能扮演「國王擁立者」的角色。一旦最高領導人形成,雖然「望之不似人君」,但在「黨指揮槍」的約束下,軍隊將會是最早表態支持者,而且軍隊會極盡各種文宣力量,極力鼓吹支持某「核心」,以樹立新當政者的權威。因為權力繼承的過程中,最需要軍隊的全力支持,所以中共領導人掌權之後大幅提高軍人的政治地位,加重軍隊的決策權與發言權。

 

中共領導人剛上台時,因為弱勢與軍方的強勢,使得軍方對政治事務的介入與影響倍於往昔;其次是藉由政治領袖與軍事領袖共同利益的制衡,使軍方不致過度干涉政治事務。最具體的例子就是升遷與預算的滿足,由於給予大幅預算的補償,對軍隊下達禁止與強制性的命令,軍隊也貫徹執行,證實黨對軍隊的控制。但是如果黨內存在權力鬥爭,軍隊又成為兩方援引的重要勢力,軍隊又會扮演關鍵性角色。誰能獲得軍隊支持,或軍隊是否存在關鍵性領導角色的服從,也是影響中共軍文關係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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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郭濟林,〈習近平與江澤民在軍方的真實關係〉,《大紀元時報》,20151205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15/12/3/n4587241.htm

2. Raphael Lin〈對握有「九門提督」的習近平發動政變?沒那麼容易!〉,《關鍵評論》,2018829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2880

3. 在中共國防部網站中,有關習近平軍事經歷介紹包括1979-1982年中央軍委辦公廳秘書、1983-1985年河北省正定縣武裝部第一政委、1988-1990年福建省甯德軍分區黨委第一書記、1990-1996年福州軍分區黨委第一書記、1996-1999年福建省高炮預備役師第一政委、1999-2002年南京軍區國防動員委員會副主任,福建省國防動員委員會主任、2002-2003年南京軍區國防動員委員會副主任,浙江省國防動員委員會主任、2003-2007年浙江省軍區黨委第一書記、2007-2007年上海警備區黨委第一書記、2010-2012年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2012-2013年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2013-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軍事職務非常多,但是多事擔任地方政府一把手兼任的軍職工作。簡歷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習近平〉,http://www.mod.gov.cn/leaders/2018-03/18/content_4807094.htm

4. 有關文武關係理論的研究,參閱洪陸訓,《軍事政治學:文武關係理論》(台北:五南出版公司,2016年二版),頁68-88

5. Morris Janowitz,The Military 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New Nation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6. Ellis Joffe, Party and Army: Professionalism and Political Control in the Chinese OfficerCorps, 1949-196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7. Ibid..

8. Claude Welch and Arthur Smith, Military Role and Rule : Perspectives on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 Nowth Scituate: Puxbury, 1974), p.48.

9. Thomas J. Bickford, “A Retro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Since 1979: What Have We Learn? Where do We Go? ” Paper Prepare for CAPS/RAND Conference, Washington D.C. July, 1999, p.16.

10. Harlan W. Jencks, From Muskets to Missile: Politics and Professionalism in the Chinese Army, 1945-1981 ( Boulder, CO: Westview, 1982), pp.25-31.

11. Harlan W. Jenck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hina: Tiananmen and After,” Problems of Communism, May-June, 1991, pp.14-29.

12. Ibid., p.27.

13. June T. Dreyer, “The New Officer Corps: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The China Quarterly, 1996, Vol. 146.

14. Michael D. Swaine,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Succession in China: Leadership, Institutions, Beliefs (Santa Monica: Rand, 1992), pp.122-139.

15. Ellis Joffe, “Party-Army Relations in China: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The China Quarterly, Vol.146, 1996, p.300.

16. James C. Mulvenon, Professionalization of the Senior Chinese Officer Corps: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Santa Monica: RAND); Thomas J. Bickford, “A Retro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Since 1979: What Have We Learn? Where do We Go? ” Paper Prepare for CAPS/RAND Conference, Washington D.C. July, 1999, p.41.

17. Peter Kien-Hong Yu, “PRC Party-Army Relations,” in Wilfried A. Herrmann, ed. Asia’s Security Challenges (New York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1998).

18. Ellis Joffe, “Party-Army Relations in China: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in China’s Military in Transition, eds. David Shambaugh and Richard H. Yang,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7), p.36.

19. 中共在2015年宣佈裁軍30萬後,《解放軍報》密集刊文,訴求以黨性紀律、國家大義、道德感化等諸多角度對百萬官兵諄諄教誨,助力軍改。可見中共軍隊存在一些不利軍改多方面消極現象。參見麥,〈軍改遇阻難下手軍報自揭黑幕〉,《多維新聞網》,2015119日,http://news.dwnews.com/china/news/2015-11-09/59694362.html

20. 此處所指的專業化,並非現代化作戰能力,而是指不干涉文人或政治事務,專責於軍隊作戰事務等。以中共軍隊強調講政治的特色,西方的專業軍人概念,並不是用於中共軍隊。參見Morris Janowitz, The Professional Soldier: A Social and Political Protrait(New York:Free Press,1960), pp.417-442.

21. 洪陸訓,《軍事政治學:文武關係理論》(台北:五南出版社,2016年二版),頁75

22. 毛澤東,「關於軍事工作落實與培養革命接班人的講話」,《毛澤東思想萬歲》第一輯(1964年),(台北: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複製,民國63年),頁504

23. 又稱913事件,指林彪因為謀害毛澤東企圖與準備洩漏,最後外逃墜毀在外蒙古溫都爾汗。參見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台北:遠流出版社,1999),頁349-350

24. 19764月毛澤東曾給華國鋒寫了三句話,一是「慢慢來,不要招(著)急」;二是「照過去方針辦」;三是「你辦事,我放心」。參見薛慶超,《歷史的見證:文革的終結》(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25. 有關葉劍英及其他老軍頭的角色,參見范碩,《葉劍英在1976》(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122版)。

26. 沈明室,「中共權力繼承與軍隊角色」,《東亞季刊》,民國84年冬季號,第27卷第3期,頁33

27. 指華國鋒聯合鄧小平及老軍頭抓捕四人幫的經過,運用軍隊抓捕政治對手取得權力,算是典型政變。《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第963頁記載:1976106日,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等人經過慎重考慮和反復商量,並經過中央政治局多數人同意,決定對四人幫採取隔離審查措施。

28. 葉劍英,〈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紅旗》,1977年第8期,頁40

29. 郭華倫,〈中共當權派之權力與路線鬥爭現勢〉,《匪情月報》,21卷,11期,民國685月,頁11

30. 五位中央軍委副主席分別為葉劍英、鄧小平、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按排名序)。

31. 張鎮邦,〈「五屆人大」之後中共需要解決的幾個政治問題〉,《匪情月報》,2011期,民國675月,頁19

32. 張鎮邦,〈鄧小平怎樣安排江澤民接班〉,《匪情研究》,第23卷第8期,民國798月,頁27

33. 宗海仁,《第四代》(香港:明鏡出版社,200210月),頁525

34. 沈明室,〈中共權力繼承與軍隊角色〉,頁46

35. 宗海仁,《第四代》,頁527

36. 實際上並非千人,而是晉升浮濫。198911月,江澤民就任中共軍委主席,4年後的199312月,首次晉陞6名上將;至2004年在任內11年,一共8次晉陞上將,共79人。如江澤民秘書賈廷安由文職人員可以直接特招為中將,2005年授為中將,2011年晉升上將。

37. 伊銘,〈為曾慶紅的政治前途把脈〉,《自由時報》,民國91828日,15版。

38. 伊銘,《中共第四代權力部署》(香港:明鏡出版社,2002103版),頁47-48

39. 例如1126日江澤民與胡錦濤會見中共「十六大」的軍隊代表時,就是江澤民在前,胡錦濤隨後;而在1126日中共中央軍委紀念羅榮桓誕辰一百週年的座談會上,新華社報導江澤民發表長篇講話,兩位軍委副主席曹剛川與郭伯雄亦曾發言,而身為中共總書記和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的胡錦濤,只出席座談會,名字只在報導的末尾出現一次。中央社,台北電,民國911126日。引自http//tw.news.yahoo.com/2002/11/26/twoshore/can/3671278.html

40. 中共「中央人民電台」1123日廣播,引自《行政院陸委會大陸動態簡報》,民國911125日。

41. Far East Economic Review, No.4, November, 2002. 引自《行政院陸委會大陸動態簡報》,民國911128日。

42. 〈習近平當選中國國家主席〉,《紐約時報中文網》,2013314日,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30314/cc14npc/zh-hant/

43. 羅拉,《徐才厚之後輪到誰》(台北:探索出版社,2015)

44. 林鋒,〈胡錦濤從權力巔峰裸退內幕〉,《新紀元周刊》,20121122日,第302期,https://www.epochweekly.com/b5/302/11467.htm

45. 〈習近平第二輪軍隊大清洗劍指東部戰區司令劉粵軍〉,《博訊網》,20181031日,https://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8/10/201810311106.shtml

46. 〈王岐山:開啟新時代 踏上新征程〉,《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71107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107/c64094-29630544.html

47. 袁新濤,〈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與軍委主席負責制的形成和發展〉,《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60810http://dangshi.people.com.cn/BIG5/n1/2016/0810/c85037-28624468.html

48. 林永富,〈武警部隊也納入中央軍委指揮〉,《中時電子報》,201824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204000045-260301

49. 郭濟林,〈習近平與江澤民在軍方的真實關係〉,《大紀元時報》,20151205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15/12/3/n4587241.htm

50. 王新,〈「戎裝常委」將成歷史或去而復返?〉,《多維新聞網》,201719期,https://duoweicn.dwnews.com/TW-2017%E5%B9%B4019%E6%9C%9F/10004857.html

51. 儲百亮,〈習近平隱秘、迅速而狡詐的修憲之路〉,《紐約時報中文網》,201838日,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80308/china-xi-jinping-party-term-limit/zh-hant/

52. 〈胡錦濤就這樣被迫同意江澤民掌軍權〉,《萬維讀者》,2018812日,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18/08/12/big5/1983111.html

 

圖片來源:換日線(https://crossing.cw.com.tw/blogTopic.action?id=809&nid=9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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